我看「老港正傳」
1. 以上,我不想歸咎為回歸後看不見的政治壓力,或言論空間窄化之問題,對於香港,我的偏見是,不宜把理想藝術之類等語加諸在這個講求效率、實際、速度的彈丸小島,借用忠仔的臺詞就是:「做人啊已架,你以為做戲咩?」 一如某期的《誠品好讀》,陳果在訪問裡直白:「以前香港的電影可賣至南韓東南亞,可惜這些地區現在都有了自己的電影業,香港的市場太小,唯有進軍大陸。然而大陸的意識形態異於香港,我們可接受的電影不代表內地官方會同樣地接受,製作人唯有自行迴避。」所以,當導演比把關者早一步考慮作品外的利益、趣味、意識形態,就已經決定了它的質地。
2. 左向港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左派。相信著「我為人人,人人為我」,嚴守本分,處處替人著想,把物品寄往大陸親友,積蓄讓友人兒子出國留學,這是他實踐的方式,卻不曾思索「口號」的可行性問題,因此在現實生活的兌現功能上,在經濟實利的氛圍中,反而暴露出他信仰的空洞,以及他的無能。 為此受苦的是他兒子忠仔,成了左右擺盪的尷尬人物,他的養成背景在英殖民地的香港,處處碰壁;在改革開放後的大陸,又趕不上腳步。像一隻無頭蒼蠅,橫衝直撞,苦於找不到出口,而落入隨風起舞的迷陣。 當然還有他的妻子。一生依順著先生的政治信仰,待人極大方慷慨,樂觀且從無怨言。直至鄰居一一搬離天台,她下了決心:「我要買樓」,也不為難先生,自個當清潔女工,臨死前夕和先生嘔氣了,終於說出心底的話:
「我今天一早洗衣服、晾衣服、做早餐。 不行。「右派」家庭成長的阿敏,美國留學回來,她和忠仔青梅竹馬,喜歡他,卻始終退守在安全的界線後;忠仔因為自卑,也不敢表白,生活那麼粗暴,不得不失去溫柔的能力。一回兩人灰頭土臉的偶遇,他瞥見她手背的舊痕,握著要瞧,她抽了回來,那是生存艱難的證據,對方又在浮沉中,就沒什麼好說了。兩人兜兜轉轉了十七年,終於忠仔事業穩定下來,這段情感才有了笑、神諭和目標。
3. 李銳的<黑白──行走的群山>寫一對知青夫婦,「內心深處覺得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,是為自己這樣的人而發動的」,是以意氣風發的下了鄉,在荒山吃盡苦頭,待一切事過境遷,青春老去,理想逐漸幻滅,日常的磨難卻一日一日延續,「我是想不通咱們到底幹了什麼,咱們到底算是什麼?」終於雙雙服毒自盡。 又或者<北京有個金太陽>,村廟裡的革命教師,總覺得自己和為生活苦幹的鄉民們「沒有共同的語言」,一心一意想到天安門,後自導自演了一場戲,終於被銬到城裡去,他期待著公審大會,卻無人搭理,白白關了(無人探問他也不提的)八年,出來後釋放證沒寫有罪,也沒證明無罪,單只紀錄了入獄和釋放時間。 讓我斷章取義以王小波的《思維的樂趣》來做小結:「西方人的兒女,可能會吸毒、婚姻可能會破裂,總不會早上吃兩片白薯干,中午吃兩片白薯干,晚上再吃兩片白薯干,就去挑一天的擔子,推一天的重車!從孔孟到如今,中國哲學家從來不挑擔、不推車,所以他們的智慧從不考慮降低肉體的痛苦,專門營造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理論。」
4. 我總以為,所有的藝術都屬於個人而卑微,不能為歷史照相,更無法替社會代言,道德、政治、經濟、意識形態皆與創作無涉。 走路上北京的光明出路,真是此片諸多缺失中的最大敗筆了。
2007.9.16花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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